清华教授：不能用旧观念看就业，要抛弃一份工作管一辈子的想法

2026年春天，北京一场校招宣讲会。一位父亲替儿子来听，问HR的第一句话是：＂你们这个岗位，能干到退休吗？＂HR愣了两秒，礼貌地笑：＂叔叔，我们公司才成立六年。＂ 这一幕，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能说明，今天的中国有多少家庭，还在拿1985年的地图，找2026年的路。 清华几位研究就业问题的学者近两年反复讲一个判断：不能再用旧观念看就业。这话乍一听像口号，掰开了看，其实是一份冷冰冰的账单。 先看数据。教育部口径下，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，比2025年再增加约48万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8月，16至24岁不含在校生的城镇青年失业率，一度冲到18.9%，是2024年以来的高点。 与此同时，《日经亚洲》去年年底的采访里，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梁正提到一个信号:近两年不少中国大厂在做＂小规模、常态化＂的裁员，一年砍掉5%左右，已经成了行业里心照不宣的做法。 一边是每年一千两百多万年轻人涌进市场，一边是老岗位在悄悄＂缩编＂，中间还夹着一个AI。这个盘子，就是2026年就业市场的真实底色。 在这样的盘子里，还幻想一份工作管一辈子，不是踏实，是刻舟求剑。 我想把话说得更狠一点：铁饭碗这个概念，从来不是永恒真理，它有非常明确的时代出厂日期，也有明确的过期时间。它的诞生，大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计划经济成型之后。 那会儿，一个人被单位＂招工＂，就等于被社会正式接纳——户口、粮票、住房、医疗、子女入学，全绑在这张厂牌上。你离开单位，不叫辞职，叫＂脱离组织＂，几乎等于社会性除名。 所以那一代人守着一份工作干四十年，不是保守，是别无选择。它的第一次大规模碎裂，是1998年前后。 当年国企改革推行＂减员增效＂，1998到2003年间，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累计减少了数千万人。东北一夜之间冒出无数四十多岁摆摊卖菜、开小店的下岗工人。 那是中国普通家庭第一次集体明白一件事:单位不是家，单位是合同。到了2020年之后，第二次碎裂又悄悄开始。 这一次没有下岗潮那么惨烈，但更细密——教培行业一纸文件蒸发几十万岗位，互联网大厂＂毕业＂成了段子，房地产从香饽饽变烫手山芋，连一些看起来最稳当的央企子公司都在合并、压编、优化中层。 我的判断是，两次碎裂放在一起看，其实透露的是同一个道理：任何岗位的＂稳定＂，都不是岗位本身给的，是那个时代的产业结构给的。产业结构一变，岗位的地基就跟着塌。 所以＂这份工作能干一辈子吗＂这个问题，本身就问错了。真正该问的是——＂这个行业还能活多少年，我在里面能长出什么？＂ 这几年我观察下来，凡是从裁员、转型、行业塌方里活得比较从容的人，几乎都符合一个特征:他们的能力，是＂可以拆下来带走＂的。俞敏洪就是这套逻辑的活教材。 2021年＂双减＂落地，新东方几乎一夜之间失去主业，遣散员工、退还学费、清空校区，损失以百亿计。换个人可能就此消沉，他转头搞起了直播，靠＂东方甄选＂这条支线把公司从悬崖边拉回来，还在2023、2024年成了直播电商圈里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 他凭什么？凭的不是新东方这块牌子，而是他二十多年攒下来的三样东西：讲得清楚一件事的能力、镇得住场子的能力、扛得住高强度输出的能力。 这三样，教英语能用，卖大米也能用，将来去干别的还能用。这才叫真正的铁饭碗——它长在人身上。反过来的例子也不少。 我认识一位前教培中层，被优化后整整一年半，简历投出去石沉大海。不是没有机会，是他自己迈不过那道坎：＂我教了十几年英语，让我去做销售？＂ 他把＂英语老师＂这四个字焊死在自己身上，结果这四个字过期了，他也就跟着一起过期了。同样是从一条沉船上下来，一个知道自己会游泳，一个只记得自己是船员。 这是两种命运。我经常说一句话：这个时代不缺岗位，缺的是＂能带走的本事＂。岗位是租的，本事是自己的。 租的东西哪天房东要收回，是他的权利，你争不过。 这里必须泼一盆冷水，免得年轻朋友走偏。抛弃＂一份工作干一辈子＂的旧观念，绝不等于鼓吹频繁跳槽。 恰恰相反，那种一年换三份工作、每次都是横向平移、简历越写越花、能力越攒越薄的所谓＂折腾＂，本质上和守着一个岗位不学习是同一种毛病——都没搞清楚自己在积累什么。我给的建议只有一句：把职业当成一场＂能力复利＂的游戏，而不是＂岗位跳跃＂的游戏。 在一个位置上待几年，先别急着问它稳不稳、编制硬不硬，先问三个更现实的问题：第一，它能不能给我留下一门带得走的硬技能？第二，它能不能让我沉淀一套可复用的方法论？ 第三，它能不能织出一张离开公司还认我的人脉网？三个问题里有两个是＂能＂，就值得沉下来磨几年；三个都是＂不能＂，那所谓的稳定，就是温水煮青蛙——锅是热的，只是你还没察觉。 有编制不是错，进大厂也不是错，去做灵活就业更不是错。错的是，进了任何一个门以后，就把自己关在里面，停止长东西。 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下，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两